中秋夜，春秋航空“微选座”邀您万米高空赏明月
一段时间以来，质疑中国经济、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不绝于耳，什么投资拉动不可持续啦，不公平竞争啦，国企垄断啦，地方债务风险巨大啦，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在1997年-2007这十年间，南欧国家有约4个百分点的GDP从工业转向了金融服务业和房地产，而北欧国家这一数字只有2个百分点。要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
美联储披露的信息显示，在美国接受政府紧急融资较多的机构很多竟然都是欧洲大型银行在美的子公司。其次，理论与管理创新需提升，发展方式要转变。据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申铉松（HyunSongShin）通过对美国资金流量表的统计分析，很多大型欧资银行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通过设在美国的子公司或附属机构批发吸收了巨额美元资金，再经由影子银行体系回流入美国的衍生品市场，遭致天量亏损，且不断传染蔓延形成系统性风险。无论表面看起来多么好的理论、模型和政策，都离不开好的治理（goodgovernance），和有效的外部监管。同时期，南欧国家雇员人均工资平均每年的上涨速度比北欧国家高2.7个百分点，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却与北欧基本持平，导致了十年间单位劳动成本增加了32%，比北欧高20个百分点，竞争力大幅削弱。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金融业仍要将服务实体经济为己任，并时时关注经济可行性这个大前提。危机的发生深化了多方共识，即没有一种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模式是绝对真理，不能过度依赖市场的自我矫正功能。地方政府官员则不一定，因为虽然GDP增长率仍然是多数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指标，偿债率却不在其内。
中央层面的一个例证就是高铁工程。比如新年首个交易日鞍钢债务技术性违约。比如，牛气冲天的两油，其背后有发改委的支持，现在又涨价了。所谓的维稳，也是为了维护这一帮人的稳定，而其他的则都是工具，包括借重一些组织、某种思想的名头。
改革共识需要凝聚，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需要配套进行，用中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冯兴元研究员的话讲，核心领域的经济改革，就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上述委身就是无平等参与可言。
国企官员与一般人一样，倾向于效用最大化是其生存法则，欲壑难填。改革的力量，最终需要扎根于这种基本的共识。官方公布的预算赤字率为1.5%，但这不是全口径预算的赤字率。一是如果政府有项目转让，必须有相应的透明度，才能让民资放心购买。
冯兴元：由于意识形态的工具化，很多事情就不好做。凝聚改革共识 时代周报：援引汪玉凯教授的说法，中国目前还有两大利益集团——权贵利益集团与地产资源利益集团。政府目前已经下决心要重新落实这一条。正义观也是权利观的基础，如果没有正确的正义观，也就意味着没有方向标，也就无以知晓具体某个权利的有或无，无以知晓具体某件事情的是与非。
之前提出的新36条也要贯彻，借力民间资本，可收到水到渠成之功效。所以，地方政府负债规模需要有规则约束。
在这种背景下，现有的维稳方式已不可持续。到目前阶段，核心经济领域的改革，就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这就要求回到维护每个人的私人基本权利，包括私人产权，而不是空洞的且非常容易被人利用的公共所有制。
小群体容易取得共识，大群体很难。乌砍事件能够处理妥当，只不过就是按照法律去处理，该事件的立宪含义很大，也是一个先例。中国银行在2011年12月份发布的2012年第一季度经济展望报告中表示，地方债实际规模或比官方预计的数字规模更大。另一方面，正义观也很重要，假定每个人都能够撇开自己的具体利益、对自己当前在社会中的具体位置保持不知晓状态，以客观中立的姿态来看待何对何错，那么虽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正义观，就必然有其交叉的地方，也就是罗尔斯所说的交叠共识。目前高铁工程负债1.8万亿元。但估计在落实新36条过程中会遭遇巨大阻力。
有评论认为，这凸显了中央政府对待地方债问题的态度，也给了民间资本涉足全球最诱人的基础设施资产市场的机会。您如何看待中国政府采用部分私有化途径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冯兴元：根据国家审计署的报告，2010年，中国地方债务总规模已达10.7万亿元人民币。
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已深陷债务泥潭不能自拔，少数县市的负债规模已经是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10倍以上，这种县市，只能依赖挪用专项资金、违约或赖账来维持生计，并因此失去政府信用。四是重庆还有九大国资平台公司，主要负责融资，但不负责自己还钱，花钱则主要通过国资委下面的一些集团、企业等，还钱需要这些企业与财政一起凑钱还。
特权阶层也不会反对这种共识，但是特权私利会妨碍其公开承认这是共识。从这一点上看，正统意识形态依然是中国改革的障碍。
中央打压房地产市场价格。这九大国资平台是没有退出机制的，也是国进民退的产物，而事实上，它有一部分股份是可以转让出来的。各个层面的毛细血管都要向前推进。是否意味着改革的阻力已由当初的意识形态让位于利益集团的博弈？冯兴元：从目前看，特权利益集团与意识形态是改革的两大阻力。
目前，人大、纪委等部门力有不逮的情况下，一些学者提出了社会必须发育，发动社会的力量来制约权力的无度扩张，而执政党把社会发育称为社会管理。其执政风格还是运动式的，而不是规则化的。
地方政府直接或者间接担保也有风险。在3月14日两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温家宝总理表示，地方债务的偿还可采取资产处置、项目转让和股权出售的方式进行。
不转型，肯定会乱，我国每天都有小危机，而且压制得越厉害，对政府和社会的复仇心理就越深重，会以没有特定目标的方式报复社会。这一走向所导致的个人权利、权益的维护与加强，最好的结果就是形成一种正反馈。
两油从最初控制进口、炼油和批发，到现在控制整个产业链，连零售都要自己控制，民营加油站或因所进油品价格偏高被迫退出、被其收购，或者只能委身于它。2011年和2012年的数据会更高，因为存在借新债还旧债的问题和继续借新债做新事的问题。而官僚体制本身就是预算最大化的倾向。中国该如何跨越转型陷阱、改革陷阱？千头万绪，如何破冰？冯兴元：核心经济领域的改革，就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看看如何化解重庆的地方债。三是重庆目前有34家A股上市公司，其国资委控股的有29家，有一些是公用事业方面的，还有一些竞争性领域的公司，完全可以减持股份。
二是地方政府欠了银行的钱，需要允许银行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维稳，就必须考虑维权。
各个方面已就是否该转型基本达成共识。据说单单京沪高铁，就查出挪用截留贪污4.9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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